9月5日―7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召开。今年的主题是，应对变化的世界（Navigating a changing world）。
Navigating词义背后暗含隐忧。除了“导航；航行；横渡”释义外，Navigate还意指，“在对付困难复杂情况下，找到正确的方法”。我们似乎就在一艘正在航行的船上，寻求方向。
欧洲央行原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在开幕式的致辞中说，在气候变化的框架下，我们超越了同舟共济的关系，而是共处一艘独立巡航的宇宙飞船上，无人帮助，必须切实担负起责任来。
在变化的世界中如何巡航新的通路？
一些事实令人堪忧：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寻求软着陆，同时存有“碎片化”倾向；区域争端不休，贸易、技术纷争不断，保护主义抬头；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人口老龄化倏然而至，生成式AI狂飙。
作为全球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也正在经历有效需求待提振，谋求高质量发展，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截至7月底，中国风光装机总量已达到12.06亿千瓦，提前六年多实现“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气候雄心目标。而随着AI取得里程碑式的发展，中美竞争又被推至一个新的领域。
这些都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构建稳定、韧性、繁荣的未来，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颇具挑战。
在一场有关全球治理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张宇燕在开启这个话题时，引出一个问题，“我们何以至此，又该去哪里？”
他认为，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着巨大的治理赤字，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全球共识、全球公共治理产品供给不足和大国间的“负和博弈”状态。当前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停摆，临时解决方案远不能满足需要，全球治理需要解决方案。“在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是非常困难的”。
但在不确定性中，一些共识是确定的：不应忘记全球价值链在过去三四十年间为全球经济的繁荣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全球经济分割；以更加合作的方式追求共同的目标。
全球经济似乎已临近“软着陆”
世界银行最新估算显示，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约为2.7%。同时，全球通胀料降至三年来的最低点，融资环境已见宽松。但企稳迹象背后，错综复杂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因素仍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压力：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望企稳，全球经济似乎已经临近“软着陆”，但增速仍持续低于疫情前十年中3.1%的均值。
全球经济正经历一系列关键挑战，生产率增速，以及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投资皆有所放缓。
根据世界银行的观察，尽管技术飞速发展，但新兴市场的生产率增速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下滑。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已成普遍现象，影响了70%的经济体、逾80%的全球极端贫困人口，见于包括东亚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地区。这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构成了严峻挑战。2010―202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投资增速降至5%，创三十年来最低水平，较2000―2010年减半。
世界银行运营常务副行长Anna Bjerde表示：“自疫情及其导致的全球冲击发生至今已逾四年，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显然还未重新找到通往繁荣的可靠路径。”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活力的灯塔，在这样的趋势下也无法独善其身，增速也仍低于疫情前水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前景格外堪忧。到2030年，其潜在增速有可能降至4%，较上一个十年的平均水平降低一个百分点。
“按照目前的经济扩张速度，我们将无法实现发展目标。增长疲软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未来十年，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将有12亿年轻人达到劳动年龄，但相对应能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数量预计将仅有4.24亿。此外，经济增速每下滑1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就会增加1亿人。”
世界银行呼吁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寻找重振经济的通路。
重新审视2%的通胀目标：新框架与新形势
经济学家通过研究许多国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通胀经验，提出了2%的通胀目标，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体中多处于刘易斯拐点后的黄金时代。2%的通胀目标是否还适用当前的情况？
在9月6日的“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及其影响”的圆桌讨论中，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抛出一系列问题：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高通胀、高利率的时代？鉴于目前全球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逆全球化、贸易碎片化等，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是否应该改变2%的目标？
印度央行原行长拉古兰・拉詹（Raghuram Rajan）提出，有多种力量在推动通胀走高的趋势，比如许多国家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因此缺乏调整财政计划的积极性。同时在必须进行的投资领域中，例如绿色投资，由于规模巨大，也将推高成本，造成潜在的通胀，其中一次性的通货膨胀较好调整，而稳定的则难以调整。
而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升温也会带来物价的持续走高，可能会改变通胀预期。同样，他认为如果设置贸易壁垒，地方垄断会越来越强，这会让央行对通胀的容忍度更高一些，随着这一切的到来，我们很可能会迎来一个高通胀的时代，比疫情之前的世界通胀率更高，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更能抑制通胀而不是提高通胀的框架肯定值得考虑。
“但这也不意味着要改变通胀目标，我们都知道，非绝对必要不改变，一旦改变则很难保证有一没有再，之前建立起来的公信力就会丧失殆尽。”
拉詹建议，我们也许需要对低通胀宽容一些，不要为了提高通胀率而采取各种激进政策，首先，通胀率很难上升；其次，在试图提高通胀率的过程中，可能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各国央行即将进行政策转变，美国和欧洲开始放松货币政策，日本开启正常化政策，有关货币政策的调整也涉及对通胀目标的再度审视。
美联储一旦认识到通胀的持续性，它就采取了非常有力的行动来应对，似乎正在实现软着陆。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原副主席唐纳德・康恩（Donald Kohn）认为，但美联储仍需审视其货币政策框架。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需要面对的不是零利率和低通胀，而是高通胀以及应对之策，因此，在 2020 年制定的框架对于接下来的高通胀局面或许不具备指导性。
康恩表示：“2020年，美联储宣布将在每五年重新审查一次框架，起始时间是2019年，我们可以期待鲍威尔主席在今年晚些时候的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宣布将开始重新审查 2020 年制定的框架，我对框架如何变化并没有强烈的看法，但我强烈建议他们好好想想，为制定新的框架，也是为了检视形势，从经验教训入手，思考从过去五年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
这就涉及，对2%的通胀目标的再研究，需要仔细推敲这是否是正确的通胀预测。康恩认为，在2019年，2%可能是正确的目标，包括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在内的许多央行都是如此，但他认为，美联储最好能认真审视一下这个目标，以及新框架将涉及的策略、工具和沟通。他认为利率前瞻性指引 ，束缚了美联储的手脚，延误了对通胀的反应。
因此，2020 年框架的设计适合用来应对低利率、低通胀的情况。要适应不同的情况，康恩认为新框架需要针对各种情况进行压力测试 ，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其更具普遍性。以确保在供给侧冲击和需求侧冲击的情况下，给出相适应的战略。
“功能性脱钩”：处理中美紧张关系的战略性方法
对于中国而言，正在经历一段总需求不足的时期。
针对放缓的经济增速，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特任教授、日本央行原行长黑田东彦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一直相当谨慎且很好地管理其货币政策，我不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发生激进的变化。但由于消费者价格通胀接近零，生产者价格指数通胀略微为负，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维持并继续下去。
9月5日，中国社科院院士、浦山基金会理事长余永定表示，从宏观经济层面，中国并不存在产能过剩，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
在他看来，中国必须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等来对经济给予刺激，进而将能够减轻中国出口的压力，同时也能帮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
这一表述源于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名誉所长和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的交流，在此次外滩金融峰会上，他们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产业政策和产能过剩，关税和未来的全球产业链格局等最新问题。
在中美两国的技术竞争的新阶段。伯格斯滕仍然认为，中美之间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和“功能性脱钩”是现实的解决方案之一。“功能性脱钩”是处理中美紧张关系的战略性方法。
他建议，两国应该不断寻找全球经济议程上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领域还没有规范、准则，从零开始制定新的规则、规范，以此管理关键问题。
“中美双边关系和世界经济都在遭受贸易、技术、战争等问题的困扰。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达成一致，共同制定新的道路规则，这将是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从而为中美双边关系和世界经济找到一条更加稳定的道路。”
在同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对话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时，双方也谈到中美合作两个具体问题：清洁能源发展的马歇尔计划和人工智能。伯格斯滕认为，这两个方向将是中美之间持续合作的备选方案，尽管在安全和其他问题上分歧仍存。
以人工智能为例，鲁宾表示，AI潜力巨大，甚至会有助于解决美国的财政问题，有观点预计，人工智能可以把美国的经济增长趋势从 2% 提高到 2.5%―3%。这会产生真正的财政抵消效果，但同时也存在实际风险。
“人工智能训练需要巨额资金，中国和美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都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因此，我认为我们两国将继续向前迈进，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困难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
鲁宾表示：“美国和中国必须共同努力，能否制定出某种全球性的方法，否则就会相互竞争，会去降低标准，因为都怕把领先优势拱手让人。”
避免“绿天鹅”：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
正在加速的气候变化，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一并被列入世界银行认为的全球正在共同面临的一系列风险之一。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气候风险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冲击尤为显著，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就是典型例子。目前，全球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中，已有超过一半由该地区承受，而气候变化仍在加剧灾害。世行预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对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经济冲击占其GDP的比重可能会超过10%。
去年12月召开的COP28大会上，首次提出了“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目标。今年是全球大选年，有些国家新执政者上台后，会不会出现当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情况，地缘政治冲突会不会冲击能源安全供应，也在引发担忧。此外，气候变化的阴谋论说法也在沉渣泛起。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本次峰会上表示，“目标决定预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目标的确定性更为关键。如果既定的实现全球碳中和的目标有所摇摆或后退，很多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停顿下来，甚至前功尽弃。”
刘世锦称：“和10年、20年前相比，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并不仅仅坐而论道，不是讲大道理，不是讲价值观。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数以万亿计的研发和产业投资已经投下去了，如果长期目标动摇或后退甚至放弃，涉及的不仅是理念和价值观问题，更是巨大的利益问题。现在你可以说是一匹马，或者是一只老虎，已经骑到了它的身上了，下不来了。若干万亿的投资已经投下去了，现在是利益问题，也有理念和价值观的问题。目标动摇或者后退，涉及相当多国家甚至全球经济前进还是后退，甚至是陷入危机的问题。”
长期的气候雄心除了依靠短期的政策实现，更重要的是跨越“金融的鸿沟”。
世界银行估算，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仅中国在2060年之前就需要在电力和运输部门新增投资14万亿美元（约合100万亿人民币）。为满足这些需求，不仅需要有针对性地公共投资，还需通过改革和政策来释放私人资本。
欧洲气候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清算银行原副总裁Luiz Awazu Pereira da Silva，用绿天鹅一词描述气候风险，他认为金融可以有所作为去避免“绿天鹅”的出现。
他表示，这不是单打独斗，必须政府、国际机构、监管部门、资源部门，尤其是金融机构，通力合作，通过“大联合”去实现进步，还可以围绕零碳实现全球的金融联盟。另外，要让各个国家或地区层面承诺减排、限排，这也是《巴黎协定》的精神所在；要有风险度量的披露规则；要有相应的经济机制，恰当的碳定价机制以及碳交易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呼吁，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适合中国的气候变化相关治理框架。完善碳市场交易制度和基础设施，逐步推进区域碳市场与全国碳市场、全国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的连接，激发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自愿减排项目。丰富符合我国碳市场需求的碳期货、碳期权等金融衍生品。推动转型债券市场发展，对符合环境效益信息披露的转型债券提供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完善转型债券投融资生态等建议。
“不可控”的新变量：AI的潜力与风险
在为期三天的峰会中，绝大多数的讨论中都涉及AI发展对金融将带来的潜在的影响。AI对金融行业而言如果在一年之前还是“用与不用”的问题，但在今天以及不久的未来则是“怎样去用”。
在“金融领域的 AI 变革与挑战”圆桌讨论中，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燕青表示，人工智能的定位“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蕴含经济学的框架中的三个特征：成本不断下降、非常广泛的应用以及可以引起非人工智能的之外的其他领域的交叉投资的迅速上升。但在目前从上述标准来检视当前的人工智能，会发现还处于某种幻觉之中。
“如果逻辑推理和复杂决策角度人工智能能有大的突破，意味着人工智能会比较准确，人工智能会真的用到所有的行业，尤其金融领域。”而她认为这一突破将在非常快的时间内发生：在未来的5年之内，甚至1、2年之内。
潜力背后也有隐忧。摩根大通集团首席风险官Ashley Bacon谈及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时称，我们始终认为网络安全风险较高，对于全球其他系统来说也是如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进步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催生并扩大了新的风险变量。
为了更好利用人工智能并管理其风险，Ashley Bacon认为国际合作势在必行，这包括汇集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和行业的不同观点，共同开发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基于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规范和治理结构将是其中的关键。
一些包容性对话已经展开，比如，2023年11月1日，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召开并发表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与会国共同达成的《布莱切利宣言》；今年春天，中美政府间关于人工智能展开对话。
除了颠覆性技术带来的挑战，人口老龄化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相关数据显示，到2050年，全球欠发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规模将达12.5亿，较当前增长7.5亿，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这一趋势将格外显著。全球不少地区曾经驱动经济扩张的年轻劳动力正在缩水，主要增长则集中在非洲。东亚地区面临“未富先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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